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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新阶段全面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化，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比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目标更加全面，涉及领域更多，是一场新的改革大考。考得好，我国就将走上公平可持续的发展之路。,“改革是人民的事业”就是强调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人民是改革的主人。从改革实践来看，人民作为改革的主体还有四个问题亟需深化。

敬业的一般性解释，如朱熹所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意指主体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待“业”积极投入的态度。从历史上看，无论哪一个时代，敬业始终都被主流社会所倡导并成为衡量个人道德水平的标尺之一。,早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文章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再过45年，也就是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要大变，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其实，换一个角度看，民主的差劲表现也不足为奇。因为，第一，民主与其说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目标，不如说是一个曲折渐变的过程；第二，民主本来就有低标准和高标准之分；第三，民主从来就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正因如此，民主的有效性和有限性的讨论仍然是非常必要的。,“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群众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由于事先没有设定法治轨道，最终背离了领导人发动“文革”的宗旨。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拨乱反正的大会。全会《决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与此同时，学术界对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展开了深刻讨论，并取得共识。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保障，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无民主的法制，也没有无法制的民主。离开民主的法制往往导致个人专制，离开法制的民主往往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甚至出现动乱。这是对“文革”教训的深刻总结。就法制对民主的作用，学术界认为，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体现和保障：一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现和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事实和公民权利的范围。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关于国体的规定、关于政体的规定、关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规定都是对上述事实的确认与保障；二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现和保障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如民主原则中的少数服从多数、程序民主等都是通过法律加以确认和保障的。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节制原则，即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不得损害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还对民主的程序和方法做出了明确规定；三是社会主义法制通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制裁，体现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缘于此，我国1979年的刑法用专章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规定了具体的罚则。

我们注意到，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全，政治生态恶化是一个深刻的原因。我们党一是通过信仰组织起来的，二是由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组织起来的，三是由党内政治生活训练出来的。比如，党员是党的组织成员，不仅要交党费，还要过组织生活，要按照党章规定去履行义务。这个义务怎么履行？党组织要定期检查，党员要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班子里面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多年以来，这些做法被弱化、淡化了，很多地方的党组织甚至取消了。现在好多党员是不过组织生活的，尤其是领导干部，没有组织生活。党内政治生活淡漠到如此程度，里面一些投机分子就会利用这种环境干坏事。,学术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着学术成果的筛选、鉴别与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多年来，我国学术评价体系总体上呈现从主观定性向客观定量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增强评价过程的可操作性、体现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也为了与国际评价标准接轨，我国开始确立以学术期刊、专业评价机构为主体，以学术成果发表的数量、等级以及影响因子为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并一直沿用至今。这种学术评价体系在过去一个时期对于增强学术评价的公平公正公开、激发科研人员的学术热情，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其负面影响也逐渐暴露。由于这种学术评价体系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容易引发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导致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重载体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对学术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构建起立足我国实际、遵循科研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提出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应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和推进。,重视质量是社会转型发展的普遍规律，这在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过去的发展过程中都得以印证。就德国而言，上世纪50年代就实施了“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国策，现在德国正在推进“工业4.0”战略。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实施“质量救国”战略，创建全面质量管理的模式，使日本产品凭借质量优势大举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世界强国。美国与德国和日本相比，在重视质量上稍晚一些，从上世纪80年代《质量振兴法案》的出台，到“制造业回归”的行动计划，美国所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其在主导产业上确立了全球霸主地位。总的来看，在质量和创新上，美国的创新更具活力，而德国和日本的发展则把质量牢牢抓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