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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具有高度的历史延续性，制度文化中强调相因也就有了必然性与必要性。元代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其所考制度，重点在于“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其《自序》特别指出，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虽然贯通古今，但是“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所谓理乱兴衰其实是代各有史、互不相因的，而“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唯其如此，制度建设必须有因才有革，因革损益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精神内核。讨论制度必须要博而好古，必须要有跨越朝代的历史坐标，只有“会古酌今”，才能做到“灿然一新”。改制必须托古，这是中国古人的惯性思维。所以，唐人李翰在为杜佑《通典》所作序言中强调“三代之道，百世可师”，提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但是，所有对制度相因相袭特性的强调，都是以随时损益、与时俱进为落脚点的。,——探索可量化、可操作的社会效益考核指标。北京、上海、安徽、福建、湖北、云南、陕西等7个省市和部分在京出版社，分领域开展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点工作。作为试点省份之一的安徽省，不断创新“双效”业绩考核机制，从坚持正确导向、文化创作生产、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责任等方面，明确社会效益指标考核内容，坚持正确导向指标不设分值，出现严重问题实行“一票否决”，文化企业负责人薪酬与社会效益同升同降。

雅斯贝尔斯的这段论述实际上是从历史上对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的一个总结，“轴心时代”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一个起点和基础。也如中国文学家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所说“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他开宗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首先，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建立先进的文化机制。维护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我国文化安全的核心问题。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导向的文化观念。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高贵的文明基因。民族文化安全直接关系着全民族的文化认同。有效维护中国文化安全必须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入手，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呈现着中华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是中国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标识和力量支撑。它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沃土，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水乳交融中形成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形成聚合、生生不息的基本条件，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繁荣兴盛的现实基础，是中华民族最为厚重的软实力。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就必须博古通今、以史鉴今，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持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

刘禹锡在中唐士大夫中，是一位奋发有为、屡经坎坷而矢志不移的豪杰。他外号“诗豪”，而其性格中，也的确带有豪杰之气。唐顺宗时，有一场很短命的革新运动，希望能够抑制宦官和藩镇，另外也有整治贪官、释放宫女、减轻赋税徭役等多方面的诉求，史称“永贞革新”。柳宗元、刘禹锡就是这场革新的积极参与者。革新很快被宦官所扑灭，领导者王叔文被贬，支持者八人皆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刘禹锡被贬到朗州，在今湖南常德，这一年是永贞元年（805）。之后，刘禹锡又接连迁连州（今广东）、夔州（今重庆）、和州（今安徽），如此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活，持续了漫长的20多年。等到宝历二年（826），刘禹锡在扬州与老朋友白居易同游，白居易禁不住对他说：“二十二年折太多！”刘禹锡回赠白居易的诗里也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这就是刘禹锡大半生的人生历程写照。《浪淘沙》这九首诗，很可能就是在“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中写成的。刘禹锡在漫长的贬谪生活中，一定走过很多的江河，看过很多次的大浪淘沙，心中涌起过很多次的悲怆、感慨。可贵的是，这位豪杰能够从悲怆中冲出、飞升，就像他笔下的“晴空一鹤”一样，排云直上，将豪迈的诗情引领到万里无云的碧空。他大笔一挥，遂写道：这里的浪很深啊，我所经历的谗言比浪还要深。这里的沙沉底，就像我被迫害、被打压一样。这样的抱怨之辞，我已不想再说。我要学那在大浪中淘金的人，不断磨炼、不断努力，把渣滓都淘掉，见到人生的真金，将自己的心灵打磨成一颗熠熠生辉的金子。,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说：“哪里有文化、哪里早晚就会出现经济繁荣，而哪里出现经济繁荣，文化就向哪里转移。”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幸福产业，既是满足人们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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